“一串红”西红柿栽培技术

笔者刚刚从中国种业的主产地甘肃省考察来，看到许多国外的种业公司（特别是蔬菜、花卉、瓜果等产业）委托中国的公司进行种子生产，检验合格后贴上“洋品牌”出口国外。这与广东、江浙等地流行多年的“来料加工”、“贴牌生产”颇为相似。这些在甘肃按照国外标准生产的外方的产品一般会有10-25%返销中国市场，如果按照现行社会流行的标准衡量，这些公司大概都摆脱不了“造假”的干系。但是中国的菜农和消费者很买账，只要产品好，质量高，生产的最终产品市场需求旺盛，产品的产地是哪里并不重要。

现在，国内一些企业愿意傍“洋品牌”，但被一些媒体斥为“假洋鬼子”。在“达芬奇家具”事件之后，更是被集体揪出痛打。这其中包括服装领域的美特斯邦威、森马、鸿星尔克、卡尔丹顿等品牌；饮食领域的“味千”也被贴上了媚日的标签；而施恩、澳优等品牌因名称似乎不是原汁原味的汉语，也被一些人打入另册。笔者有时会有时光倒流的错觉，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的唯出身和血统是论的年代。

以笔者有限的观察，在这些傍洋品牌的企业中，一般分为两大类：第一种类型的是一些颇有追求的企业。它们在产品设计、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和内部管理上力求与国际标准接轨，虽然在某些方面还有一些不够到位的地方，但总体状况远好于国内一般企业的平均水准。以上提及的企业大多如此；第二类企业纯属招摇撞骗，但它们一般都市场不大，生存时间不长，影响也很有局限性。

以笔者愚见，我们的社会应该宽容一些，这是因为：

第一， 本人虽然并完全赞同上述这类企业的冠名方法，但这种类型的企业在带动产业升级和推进市场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正面意义远大于负面意义。创新有时候是需要从模仿开始。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够有一种更开放的心态来包容和接受它们，允许它们成长。它们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在江湖上“自立门户”、“自创武功”；

第二， 社会舆论和市场监管的重点应该是产品的功效、质量和服务，而不是产地。产地是产品的属性之一，但除了某些农副产品和某些特殊商品之外，产地的意义并不是很大，过于强调产地的意义则会引导产业误入歧途。比如涪陵榨菜，龙口粉丝，金华火腿等，同一个产地的产品质量差异犹如天壤，只是标识产地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第三， 不要把产品价格的合理性与生产成本挂钩，毕竟我们不是计划经济的时代了。在市场经济中，产品价格反映的是价值，而不是成本。提升用户价值应该是企业的唯一追求；

第四， 中国的高端消费品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如果我们今天因为产地的标识问题（是否属于造假我无从判断）而打倒一个“达芬奇家具”，明天还会有一个“达芬不奇”的家具出现，因为高端市场的需求是无法忽略的客观存在。如果我们不接受“中国制造”的产品去占领高端市场，那么它就会成为“舶来品”的永久特权。这真是我们想要的吗？

第五， 诚信是企业的生命。无论是对于原材料成份、性能还是产地，博主绝对支持准确标识。对于标识不明、故意混淆的要处罚和整改；对于造假者除了重罚还要绳之以法。

目前国内的企业傍洋品牌，概因为许多“洋品牌”产品技术含量高、品质有保障、服务到位；而我们的许多“土品牌”技术含量低、夸大其词、粗制滥造、安全隐患严重等。如果我们的管理部门和社会舆论不去抓我国各个产业普遍存在的假冒伪劣和不安全产品的问题，而对于傍洋品牌但产品品质还算比较好企业揪住不放，恐怕就失去了工作的“中心”和“基本点”。

我国有些地方的监管部门对于生产劣质产品和破坏环境的黑作坊式的小企业放任不管，甚至“放水养鱼”；而专门针对有一定市场规模和影响力的企业下手，采取所谓“抓大放小”的策略，以壮大“罚款经济”并充实自己的“小金库”。这无疑是属于权利寻租和执法犯法的范畴，并成为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帮凶。

傍洋品牌虽然不一定是最妥善的营销策略，但也不至于“十恶不赦”。傍洋品牌的现象也多少也反映了这些企业经营者对于当前混乱的市场秩序的无奈，以及营销上想走捷径的思路。笔者相信，等到国内的企业的产品质量标准和安全性普遍提高以后，傍洋品牌的现象就会自动消失，这类企业甚至会回归更加“原生态”的营销策略。到那时候，说不定“土老冒西服店”、“味一饮食”、“中优乳业”会成为响彻中国和世界的品牌。